新疆光电科技(从后队到前沿：疆电巨变40年)

我们在新疆伊犁找到的这本绿色封皮的《电力发展年鉴》里，记录着中国西北地区最早有电的历史。

《伊犁风物》和《伊犁文史资料》都有伊犁将军长庚办电的记载。曾在清朝末期两次出任伊犁将军的长庚，把电灯、电话、电报、照相、汽车等现代技术陆续引进和设置，把伊犁河畔的惠远城办成了当时新疆吸收近代工业文明的窗口。1907年，当地的维吾尔族商人木沙巴也夫从德国购进俄制75千瓦蒸汽发电机，成为了整个西北电力工业的一个缘起。

但从有电到广大百姓真正能用得上电、用得起电，再到电力工业的大发展，让点点星光最终连缀成片闪耀在天山南北，还是要靠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翻天巨变。

西部发展，电力先行。让新疆瓜果飘香、牛羊成群、工业耀眼、民生和谐，电力工业成为撬动新疆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个核心支点。

筚路蓝缕探索忙：扛起线杆走大山

改革开放初期，位于新疆的伊犁州直属八县一市仅有伊犁电厂和团结水电站为电源的两个独立35千伏供电网络。1978年，这八县一市用电量仅有3000多万度。如果按如今现代化家庭户均用电3000度计算，这仅同今天一片万户小区的年用电量相当。

那个时候，在伊犁的多数人还没有充足的电力可用。即便有电，电力供给的质量也很差。部分群众把供电说成是“脱裤子电”，意思是日常用电时常常无电可用，但等到深夜大家都脱了裤子准备上床睡觉，城市用电负荷一降下来时，家里的电却又来了。

（图为1976年建成的可可托海水电站2×4500、5000千瓦机组）

居民电力不够用，原因还在电力建设设施少、基础薄。别看新疆是煤炭大省，但电厂要用上煤也不是件容易事。

“改革开放初期，电厂靠雇用的100多辆毛驴车，从几十公里外的煤矿拉回发电所需的煤料。卸煤时，全厂干部职工把自己的洗脸盆都拿出来齐上阵”，回忆起改革开放40年伊犁电网的变迁，已经年过八旬的杜玉杰感慨万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伊犁电力工业作为当地经济的“先行官”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伊犁电网和全国一样也跨入电力发展的快车道。然而，电力建设条件艰苦，一路走来可谓筚路蓝缕。

曾在伊犁电厂做线路工作的陈师傅对第一财经回忆，刚改革开放的时候都还没有水泥电线杆，“全是木杆子，车上拉来的电线杆上还带着树皮；也没有吊车，杆子拉起全靠人工”。

线路工是个危险性极大、劳动强度很高的工作，尤其是在新疆伊犁这个地域辽阔的地方，更是要常年在荒山野岭作业，一年近300天都要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

1989年4月，现任伊犁输电运检工区运行班长秦忠从部队转业一进入伊犁电力系统，从事的就是线路工作。

秦忠对第一财经回忆，当时新疆全是山，交通车既要运输又要住人，大家吃住都在车上。

“刚开始上杆子是犯怵的：人上到顶上，来回晃；在上面心里不踏实，下到地面才踏实，觉得怎么来做这么个工作？”秦忠说，“在塔上不要老往下看，要多想流程工作，不然越看越害怕”。

尽管刚开始还有些不适应，但秦忠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20多年，急、难、险、脏、苦、累的“领头羊”作风在秦忠身上诠释得淋漓尽致。“干起活儿来就不要命，急、难、险、脏、苦、累的工作他始终抢着干，别人1天1个杆坑都挖不了，他1天却可挖3个杆坑。”这是与秦忠共事了23年的师傅陈卫功对他最深刻的印象。

（图为那木把叶尔带领员工踏雪巡线。摄影：杜雪）

据退体老职工杨庆生回忆，当时，伊宁市的经济不发达，食堂很少，出去施工的施工队不是带着锅灶在工地生火做饭，就是由职工自带干粮。因此，施工队被许多同志戏称为“馕班”，意思就是天天带着馕出去工作。

在80年代如火如荼的建设岁月中，以秦忠为代表的伊犁供电公司工程队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苦干实干加巧干，才保证了工程速度。

1988年11月，单机容量1.25万千瓦的托海水电厂1、2号机组建成投产，伊宁电网缺电局面遂告缓解。后来，随着3、4号机组的陆续建成投运，托海水电厂以5万的总装机容量骄傲地摘取了当时新疆最大的水力发电厂的桂冠。

不仅是伊犁，80年代末，整个新疆的电力建设都在加快。

1989年，新疆首家风力发电厂在乌鲁木齐达坂城落户。这座拥有15台风力发电机、总装机容量2105千瓦的风电厂，成为全国容量最大的风电厂。水电、火电、风电齐发展，新疆作为中国能源基地的气象已渐具雏形。

乘着改革的春风，一项项大工程连番上马，一个个纪录被屡屡刷新。托海水电厂的桂冠仅仅保持到了1992年，就被当时新投运的、总装机容量8万千瓦的巴州大山口水电厂一举超越。

天山星火耀南北：不让一个农户因电掉队

电力照亮了城市，但也要延伸至农村。通过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农村生产力提升和生产关系调整，实现改革红利普惠，这项重大“战役”在上世纪90年代末打响。

农村电网是当时整个国家电网系统的短板。农村电网的网架基础设施薄弱，电压合格率低、供电可靠性难保证。加上农电设备陈旧老化，设施超期服役，容易造成电能损耗大、停电事故频发。电力供给能力远远满足不了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的需求。

另外，在电价上，由于农村普遍存在各县乡村“各自为政”的管理模式，使得农民用电的电价成分复杂。有些农村电价高达每度1.5元以上，最高的要接近2元，远远高于城市居民用电价格。

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农村电价高的现象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但农电体制改革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关系到中央、地方、企业、用户各方利益调整，也关系到农村电气化事业的发展，须有系统谋划。在中央细致研究之后，一场改革农电体制、改造农村电网、实现城乡居民生活同网同价，即“两改一同价”的改革在全国铺开。

1998年的秋天，总投资76.8亿元的农村电网“两改一同价”也在新疆正式拉开帷幕。经过四年大规模的农网改造后，全疆45个无电乡、149个无电村、3.2万户农牧民在2001年结束了无电历史，还享受到了和城市里一样的电价。

有了电，生活变得很不一样。

当时的一份调研显示，在沙湾县的一个村，一天就购买了十几台冰箱；阿克苏地区农村，仅在一年内就新建30多个农副产品加工厂。

看到农村电力设施越来越好，特克斯县乔拉克铁热克乡村民杨学仁在2002年再次创业，用贷款开办了一家农机制造厂。在他提出用电申请的第二天，供电所技术人员就把动力电接进了厂房。后来，杨学仁农机制造厂年产值超过100万元，生产的“学仁牌”多用途粉碎机不仅畅销伊犁，还进入了哈萨克斯坦等周边国家。杨学仁深有感触地说：“是电力部门帮我圆了创业梦。”

2005年的初冬，随着农网完善工程的逐步实施，大山深处的新疆伊宁县麻扎乡一牧场也正式通电了。来自新疆电力公司政治工作部的李易峰记得，通电仪式结束以后，村支书斯德克坚持要带他去拜访一位已经年过百岁的维吾尔族老人。当老人在斯德克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走到门边，拉动了新安装的电灯开关灯绳，屋里一下子就明亮起来。老人说，这盏电灯是我生活中的第二个太阳。

（图为中蒙边境第一村照片通电。摄影：李易峰）

按照国际能源署（IEA）的统计，全世界农村电气化率为58.2%，转型经济国家和经济合作组织国家(0ECD)为98.2%，发展中国家仅为52.4%。而中国所实施的农网建设让中国的乡、村通电率在2007年都超过了99.7%，实现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都没有达到的水平。

让全民都受益于改革的红利，这是中国更高的发展目标。尽管城市和农村都通上了电，但偏远山区还有没有被电灯点亮的地方。于是，中国的电网建设就向着“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新目标迈进。

2006年，国家电网公司提出“新农村、新电力、新服务”农电发展战略，实施“户户通电”工程。国家能源局在2013年又组织实施了《全面解决无电人口用电问题3年行动计划》。

从2006年到2015年年中，国家电网公司累计完成无电地区电力建设投资381亿元，为191.7万无电户、749.5万无电人口解决了通电问题。同时，投资407亿元，用于新疆与西北联网工程、青藏联网工程、川藏联网工程、玉树与青海联网工程和四川“新甘石”联网工程建设，结束了新疆、西藏、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四川甘孜州北部地区孤网运行的历史，为全面解决无电问题提供了坚强的网架支撑。

2015年“七一”前夕，随着四川省甘孜州丹巴县丹东乡二道桥村的藏族群众终于用上了电，国家电网公司提前半年完成了国家能源局下达的无电人口通电任务，全面解决了国网大电延伸覆盖范围内无电人口的用电问题。

电，正在悄悄地改变着新疆大山深处农牧民们的生活。

在昌吉州木垒县大石头乡的客拉吉村，冰箱、电视、宽带正在进入寻常牧民家。哈萨克牧民哈得斯，在通电的第一个月里，就学会了用电磁炉烧奶茶。

2016年，国家电网公司又启动新一轮农村电网升级改造，国网新疆电力公司克服时间紧、任务重，全力以赴加快推进专项工程建设，提前半年于2017年6月完成了1594眼机井通电任务，受益人口达333.8万人。完成农田电气化改造156.32万亩，实现全疆农民增收18.76亿元，人均增收562元。

未改造前，新疆农牧民户均用电负荷1.5个千瓦，可以满足每户家用5盏灯、冰箱、电视等电器同时使用；改造升级后，农牧民户均用电负荷大于10千瓦，能够满足100平方米以上电采暖替代煤薪能源采暖，除正常使用冰箱、电视、电脑和电炊具外，还可同时满足家庭开办小加工作坊，户用电供给能力提高约7倍。

电力天路跨东西：疆电外送谱新篇

东部快步走，西部紧紧追。在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启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为新疆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生产要素在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更有效率地自由流动，又形成了新的经济发动机。这个时候，新疆电力的内供能力已经越来越强，也更有余力对西北区域甚至全国做出贡献。新疆电力发展由此打开了新篇章。

让新疆服务好全国发展，“疆煤东运”曾是一个主要途径。新疆130多种矿产品资源中，9种储量居全国首位，32种居西北地区首位。其中，煤炭资源最为丰富，预测储量2.19万亿吨，占全国的40%、排名首位。但新疆地处祖国边陲、自身面积又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六分之一，交通运输距离过长、成本过高成为制约“疆煤东运”的瓶颈。

中国的用电负荷中心远在中、东部，同西部的煤电和水电基地相距离1000至4000公里以上。当时，新疆煤炭的坑口价便宜的时候每吨100多元，若通过汽车运输，等新疆煤炭到达广东时，每吨成本已经突破1000元。成本制约了疆煤外送的能力，新疆煤炭最主要的销售区被限制在了距离新疆最近的河西走廊地区。能否找到一种新方式把新疆的能源送出去，这成为国家层面和新疆当地考虑的新问题。

时光前进到了2006年，中国开始实施的特高压直流输电示范工程，给了新疆一个明确的解答。

那一年，云南—广东±800千伏直流输电工程开工，双极输送功率500万千瓦，输电距离1373千米。2007年4月26日，举世瞩目的向家坝—上海±800千伏直流输电工程（简称“向上直流”）获得核准，最大输送容量为700万千瓦，输电距离1907千米。特高压输电与输煤相比，在效率、环保、节约土地资源和经济性等方面都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向上直流每天输送电力200万千瓦，全年可向上海送电320亿千瓦时，相当于就地转化原煤1500万吨。

发展特高压、变运煤为运电，这不就是新疆服务全国的新路径么？

身在伊犁的秦忠也感受到，伊犁的电力供应越来越富裕，外送已经成为必然的选择。

在2013年当选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后，秦忠在十二届一次、二次、三次人代会上，代表新疆电力公司和伊犁州各族人民，提交了有关“疆电外送”、加快准东——成都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建设、打造丝绸之路电力通道等议案，引来了广泛关注。

内供、外送、消纳新能源成为新疆电力公司的三大任务。在2010年11月750千伏新疆与西北电网联网第一通道投运后，2013年，新疆与西北主网联网750千伏第二通道建成投运。2014年1月哈密南—郑州±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标志着新疆电网进入特高压、远距离、大容量的外送时代。

（图为750千伏二通道铁塔组立。摄影：石怀平）

国家发改委2014年的一份批复，确认了新疆作为国家第十四个大型煤炭基地的地位，也进一步肯定了“疆电外送”的政策方向。在批复中，新疆大型煤炭基地吐哈区以疆煤外运和疆电外送为主；准噶尔区以发展煤电、煤化工示范项目为主，优化布局大型工业园区，参与疆煤外运和疆电外送；而伊犁区以发展煤化工示范项目、煤电为主，实施煤炭就地转化。

国网新疆电力公司专业人员为“疆电外送”算了一笔经济账：通过特高压输电到华中电网的成本每千瓦时约0.1元多，到目的地的成本价是0.40元，比内地的电价仍然要低，很有竞争优势；1千瓦时电量消耗标准煤300多克，一吨标准煤发电形成的产值要比单纯卖煤增收200元以上，可以大大提高煤炭资源的附加值。同时，对节能减排和缓解铁路、公路运输压力具有积极意义。

既然方向认准，那就快马加鞭。

2016年1月，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输送距离最远、技术水平最先进的准东—皖南±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开工。这是继新疆哈密南-郑州±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后，“疆电外送”的第二条特高压输电工程，是我国乃至世界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创新发展的又一里程碑工程。工程投运后，每年可向华东地区输送电量660亿千瓦时，相当于运输煤炭3024万吨，可减少排放二氧化碳5940万吨、二氧化硫14.9万吨、氮氧化物15.7万吨。

“疆电外送”还让新疆清洁能源的发展进入爆发期。截至2014年底，新疆电网风电与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129万千瓦，同比增长39%。2016年全年，新疆新能源消纳占新疆电网售电量的31.8%。这也就意味着，新疆老百姓家里三盏照明灯中，就有一盏用的是风电、光电。这个数字要远远高于当年全国整体5.19%的新能源消纳水平。

新时期、新战略，为“疆电外送”又赋予了新任务。

随着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逐步得到落实，新疆已经从祖国边陲变成了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在这一背景下，“疆电外送”的范围已经不再局限在国内，更要做国际化的辐射。

电力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2014年11月11日，在2014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国家电网公司透露，未来将依托远距离、大容量、低损耗的特高压技术来打造“一带一路”经济带输电走廊，助力亚太地区基础设施的互通互联。

而“一带一路”经济带输电走廊第一步就是实现与中亚五国的电网相联，共享哈萨克斯坦大型能源基地和中亚丰富的风能及太阳能资源，并选择新疆作为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率先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输电走廊。

改革开放40年来，电力建设铺砌起了新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高速路”。而以电力为纽带，新疆与“一带一路”相关地区将在经济上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开启未来跨境经济往来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