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坚守敦煌,樊锦诗讲敦煌智慧

如今，《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莫高窟第256—259窟考古报告》，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樊锦诗最惦记的事，80多岁的她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这份报告的编纂上。若进展顺利，这份历时十余年编写的共计30多万字的考古报告有望于今年出版，成为继《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后关于敦煌洞窟的又一份“档案资料”。

“一腔爱，一洞画，一场文化苦旅，从青春到白发。心归处，是敦煌。”这24个字浓缩了樊锦诗的不凡人生。

为守护敦煌洞窟奉献半生

樊锦诗1938年出生于北平。北平沦陷后，樊锦诗一家南迁谋生，定居上海。父亲没有重男轻女思想，把女儿也送进学堂。樊锦诗成绩好，高中毕业后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并选择考古专业。此后半个多世纪，樊锦诗没有离开过考古，始终与敦煌洞窟在一起。

1962年，大学毕业前樊锦诗到甘肃敦煌实习。当时，进石洞工作要爬树枝做的“蜈蚣梯”，樊锦诗看着就害怕。那段时间，她几乎天天失眠，原本就体弱的她因水土不服和营养不良，进石洞都走不动路。老师怕樊锦诗出事，让她提前离开了敦煌。

樊锦诗坦言：“虽然敦煌的美让我魂牵梦萦，但艰难的条件让我望而却步。实习结束后，我没有一点儿再去敦煌的想法！”

然而，毕业时樊锦诗偏偏被“发配”到敦煌这片贫瘠的大漠。父亲担心女儿身体，写信请求学校重新分配。但樊锦诗决定服从分配，不管条件多苦也要去。她还暗下决心，这次去敦煌一定要取得真经，绝不能中途折返。当时的考古界泰斗苏秉琦先生和宿白先生也对樊锦诗寄予厚望，叮嘱她去敦煌后要完成敦煌石窟考古报告。

樊锦诗说，来到敦煌是自投罗网，没想到却日久生情。衣袂飘举、光影交错的壁画和雕像让年轻的樊锦诗如痴如醉，第45窟的菩萨塑像精美绝伦，第112窟的伎乐天婀娜多姿……对樊锦诗来说，敦煌的洞窟就像成百上千双眼睛，每一双眼睛都写满沧桑和神秘。她说：也许，我倾注一生的时间，也未必能穷尽这座人类文化宝库的谜底。

1967年，樊锦诗与丈夫彭金章结婚不久便两地分居，一个在敦煌，一个在武汉。虽然惦记家庭，但樊锦诗不舍得离开那些洞窟。直到彭金章追随樊锦诗来到敦煌，二人才结束长达19年的异地生活。

1998年，60岁的樊锦诗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院长。从业务岗转到管理岗，千头万绪，本该退休的樊锦诗只能边干边学。在任期间，不少人想把莫高窟变成“摇钱树”，樊锦诗对此非常愤怒并拿起了法律武器。在她的推动下，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颁布实施《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年）》也得以颁布实施。

为了让千年壁画永续留存，樊锦诗带着团队为莫高窟的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活”下去。经过十多年努力，“数字敦煌”2016年正式上线，游客接待大厅、数字影院、球幕影院等数字展示中心也投入使用。

为守护敦煌文明奔走大半生，樊锦诗被亲切地称为“敦煌女儿”。

为中华文明留住根脉

敦煌文物保护卓有成效，但樊锦诗却欠下了“一笔债”：在敦煌工作了近40年后，还没有完成一份有关敦煌石窟的考古报告。宿白先生甚至因此批评她不好好做学问。

给敦煌数百个洞窟做全集记录性考古报告，是一项艰巨浩繁的系统工程，国际上也无先例可循。为了早日“还债”，樊锦诗带着团队迎难而上，查资料、深入思考、艰难探索。最终，《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于2011年正式出版。随后不久，第二卷的编纂工作也开始推进。

回忆往事，樊锦诗说，老师们的叮嘱让她不忘自己作为石窟考古工作者的使命，使她下了不完成一卷敦煌石窟报告就不罢休的决心，也教会她一辈子无论做事、做学问，都要守一不移。

宕泉河畔安葬着常书鸿、段文杰等老一辈莫高窟人。樊锦诗忘不了他们，正是他们在大漠戈壁筚路蓝缕，开创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基业，创立了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成为一代代莫高窟人薪火相传的力量源泉。

如今，樊锦诗也成了莫高窟人信念的守护者。多年前，一位很有研究才能的武汉大学博士来到敦煌研究院。几年后，他因为家庭萌生离开敦煌的念头，却放不下在敦煌的研究。樊锦诗知道，有一处房产很重要，就主动把自己在兰州的房子以博士能接受的最低价卖给他，“留下一个人才比留下一套房子重要！”

2020年高考，湖南女孩钟芳蓉选择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消息一出就遭到一些质疑，被认为“没钱途”。钟芳蓉回应时提到，选择考古专业是受樊锦诗先生影响。樊锦诗得知后，为钟芳蓉送去《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一书，还写信鼓励她：“不忘初心，坚守自己的理想。”

樊锦诗说：“中华文明五千年，其实不止五千年，那大家是怎么知道这些没有文字的历史的？就是要靠考古。是考古告诉人们历史，把未知的事情慢慢变成已知，这样的工作是需要人做的。”比如，《敦煌石窟全集》的规模大约将达到一百卷，只有一代代人不断接力才有望完成这一世纪工程。

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她永不磨灭。”

樊锦诗就是真实历史的守护者之一。在《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一书中，樊锦诗深情表白：“敦煌是我的宿命”。她说，保护、研究和弘扬包括莫高窟在内的灿烂文明，任重而道远，留住根脉，我们永远在路上！

来源： 科技日报

樊锦诗：扎根大漠，我心归处是敦煌 樊锦诗：扎根大漠，我心归处是敦煌

樊锦诗：扎根大漠，我心归处是敦煌，近几年，樊锦诗获得过无数崇高的荣誉与奖项，她把所有奖章、证书和奖金全部交给了敦煌研究院。在她心里，自己只是一个“代表”，去把奖给领回来，最终还要还给她用一生守护的荒野大漠的735座洞窟

樊锦诗：扎根大漠，我心归处是敦煌1 30岁那年，“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生下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分娩时医生问她丈夫为何不在身边，告诉她生了个男孩子。樊锦诗平静地说：生个金孩子也没用。

武汉出发风风火火赶到敦煌，樊锦诗的丈夫彭金章看到孩子的第一面时，已经是孩子出生几天以后了。虽然最需要丈夫陪伴的时候不得不独自面对，樊锦诗仍然感念丈夫：几千公里路程，只靠一个担子带来的鸡蛋，居然一个都没有碎。

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这是樊锦诗与丈夫用爱与生命践行的神圣誓言。从25岁到48岁，一生中有23年的时间，樊锦诗身处敦煌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北大同班同学、丈夫彭金章在武汉工作。直到40多岁，彭金章毅然离开自己创办的石窟考古专业，放弃了自己心爱的商周考古的教学，只为与妻子团聚。

因为对敦煌文化的热爱，樊锦诗大半生都在环境恶劣的敦煌度过。地板上永远布满灰尘，半夜总有一两只老鼠落在枕头上，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樊锦诗都是爬起来掸掸土，再继续睡过去。她是来自江南的大家闺秀，却比任何人都能经得住敦煌风沙的洗礼。当年丈夫第一次到敦煌看望妻子，只是心疼地说了一句：才两年就变土了。

考虑到敦煌艰苦的生活条件，樊锦诗与彭金章的两个孩子有着相似而漂泊的成长轨迹：在敦煌度过童年，到远方的亲戚家求学，长大后再回武汉，回到父亲身边。

分别太久，樊锦诗曾经认不出自己的孩子，大姐的一句“你进来的时候没看到你儿子吗？”就让她泪流满面，樊锦诗在耄耋之年仍然自称是“不称职的母亲”，从心底感谢儿子们的理解和宽容。

近几年，樊锦诗获得过无数崇高的荣誉与奖项，她把所有奖章、证书和奖金全部交给了敦煌研究院。在她心里，自己只是一个“代表”，去把奖给领回来，最终还要还给她用一生守护的荒野大漠的735座洞窟。去年，81岁的樊锦诗先生用10天时间与作家顾春芳对谈，回顾并讲述了自己一生的经历，内容编纂成书，取名为《我心归处是敦煌》。

“我没有想到自己能在敦煌56年，也就是说命该如此在敦煌。”走在人生边上，有人向樊锦诗请教“幸福的秘诀”，樊锦诗干脆地说：一个人找到了自己活着的理由，有意义地活着的理由，以及促成他所有爱好行为来源的那个根本性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可以让他面对所有困难，让他最终可以坦然地面对时间，面对生活，面对死亡。”

文史哲研读间想说，樊锦诗平日里是一位干练坚韧的女性，《我心归处是敦煌》的文字讲述却多了一些温柔与沉静。樊锦诗是幸福的，因为家庭的开明，亲人的理解和照顾，让她得意从事一项艰苦卓绝却有富有价值的工作。同时她的人生也有诸多遗憾，在退休之时丈夫的突然离世，成为了她心中难以释怀的伤痛。

一位传奇女性的志业与爱情、困境与坚守，敦煌艺术崇高之美，石窟考古和文物保护的筚路蓝缕娓娓道来，莫高窟“申遗”及“数字敦煌”背后艰难又动人的故事，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切地领会中国古老而美好的诗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樊锦诗：扎根大漠，我心归处是敦煌2 樊锦诗个人事迹

大学毕业后奔赴敦煌

樊锦诗和雕塑《青春》(2张)

1963年夏天，一个瘦弱的年轻女子在北京火车站背着大大的`背包，头戴草帽、满怀理想、整装待发。她就是樊锦诗，那年她25岁。不久后，敦煌研究院以她为原型，制作了一个雕像，取名《青春》。

樊锦诗1938年出生在北京，成长于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当时的樊锦诗根本不会想到自己会来到沙漠工作，更不会想到自己一去就是41年。

回忆起当时的抉择，樊锦诗把它归因于一次“偶然”。1962年，经学校安排，樊锦诗和3名同学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实习。毕业时，研究所向学校要人，樊锦诗成为学校分给研究所的两名同学之一。“1963年，我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时候，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等都是影响青年人人生走向的主流价值观。”

坚强女人的两次落泪

“别人都觉得她是个坚强的女人，孤独守望着茫茫大漠中的莫高窟。可她毕竟还是个女人，我对她有两次为孩子落泪记忆犹深，一次是在敦煌，一次是在我河北老家。” 樊锦诗的丈夫如是说道。

还有一个原因促使樊锦诗来到了西部，那就是常书鸿的精神。还有敦煌精美的壁画，也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恶劣环境让她掉了泪

实习结束后，她拖着虚弱的身体回到北京，父母非常心疼。在毕业分配的时候，她父亲还为此专门给学校写了一封信，但是这封信最后被樊锦诗扣了下来。

虽说对大西北恶劣的自然环境早有心理准备，但当樊锦诗真正住进莫高窟旁边的破庙之后，才确切知道了什么叫“反差”。那时候敦煌保护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通讯困难。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趟厕所都要跑好远的路。

对此，樊锦诗坦诚地说：“说没有犹豫动摇，那是假话。和北京相比，那里简直就不是同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半夜里，当房梁上的老鼠吱吱叫着掉在被子上时，当因为水土不服整天病恹恹时，樊锦诗望着透过窗纸的月光，还是掉了泪。但每走过一个石窟，都会使她惊叹：“哎呀，太好了，太美了！”前辈们锲而不舍的精神也令她非常钦佩。

与新婚丈夫分居19年

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是大学同学，彭金章家在河北农村，毕业后被分到武汉大学，于是两人只好千里鸿雁传书，遥寄相思。他们在1966年结婚，两地分居19年。她每隔一两年会回去看望爱人孩子一次，“表现表现，给他们做点好吃的”。

1986年，最终樊锦诗的丈夫妥协了，放弃了他在武汉大学的事业。由甘肃省委省政府出面，把彭金章调到敦煌研究院。樊锦诗对丈夫的理解与支持深为感动，认为“他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她说自己在家庭和事业的两难选择上，更倾向于家庭，“如果说爱人不支持我，那我肯定就要离开敦煌了，我还没伟大到为了敦煌不要家、不要孩子。我不是那种人。”

尽管樊锦诗的同事说她是少有柔情的人，但她说起孩子时依然充满慈祥与母爱：“我对这个家怀有深深的歉疚，尤其是对孩子。”

保护文物她顶住压力

“莫高窟几乎所有洞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病害。”樊锦诗从踏上敦煌土地的第一天起就意识到了这一点。1998年，已经60岁的樊锦诗从前任段文杰手中接过重担，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

上任不久后，樊锦诗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1998年左右，全国掀起“打造跨地区旅游上市公司”热潮，有关部门要将莫高窟捆绑上市。当时樊锦诗坚决不同意，“硬是把压力都顶了回去”。说起来，樊锦诗还是坚持当时的立场，“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锦诗不想让位，你要是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她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好祖先的遗产，“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

面对敦煌旅游开发的热潮，樊锦诗非常矛盾，敦煌作为世界遗产，应该展示给公众。可是这些洞窟还经得起过多的参观吗？

大胆构想“数字敦煌”

为了保护莫高窟文物和缓解游客过多给壁画、彩塑带来的影响，敦煌研究院在2003年初开始筹建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建成后的游客服务中心可以让游客在未进入洞窟之前，先通过影视画面、虚拟漫游、文物展示等，全面了解敦煌莫高窟的人文风貌、历史背景、洞窟构成等，然后再由专业导游带入洞窟做进一步的实地参观。“这样做不仅让游客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到更多、更详细的文化信息，而且极大地缓解了游客过分集中给莫高窟保护带来的巨大压力。”

樊锦诗另一个大胆构想是建立“数字敦煌”，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同时也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以及相关资料汇集成电子档案。“壁画这个文物不可再生，也不能永生。”这促使樊锦诗考虑要用“数字化”永久地保存敦煌信息。

樊锦诗对促进敦煌文物的保护事业作出的贡献，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学术大师季羡林在2000年敦煌百年庆典上极力称赞樊锦诗，他用了一个词：功德无量。

希望退休后重回上海

岁月的磨砺以及西北广袤天地的锻炼，使樊锦诗的性格变得坚韧而执著。年轻时的樊锦诗是个内向沉默的人，“上台说不出话，照相的时候就往边上站”。但她说话直来直去，在风沙中大声与人争论着，“很多事情逼着你，就会变得非常着急，急了以后就会跟人去争了。”

她苦笑着说，她的“严厉”和“不近人情”就是因此出了名的。由于工作雷厉风行，说话单刀直入，有人在背地里骂她“死老太婆”。人都走光了的深夜，她常常独自在办公室紧锁双眉来回踱步，慢慢消化那些尖利刺耳的话。她说：“将来我滚蛋下台的时候，大伙能说句‘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事’，我就满足了。”

榜样力量/樊锦诗：此生命定，我就是个敦煌的守护人 “如果此生找不到自己心灵安顿的地方，如果心灵一直在流放的路上，就犹如生活在漫漫黑夜里”—樊锦诗。

樊锦诗一生与敦煌相守，从青丝到白发，她用大半辈子的光阴，守护着荒野大漠的七百三十五座洞窟，人们亲切的称她为“敦煌女儿”，她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茫茫大漠，献给了敦煌。

1936年她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风华正茂的年纪她却在北京和上海之间选择了大漠，敦煌精美的壁画和彩塑始终牵动着她的心。毕业后她选择去敦煌工作，本以为不会长久，却没想到将一生交给了敦煌。

西北地区的艰苦是让樊锦诗没有想到的，整个敦煌保护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通讯困难，到了晚上只能用手电筒和蜡烛照明。樊锦诗是一个江南女子从小便体弱多病，矮小瘦弱，到了敦煌更是饱受水土不服的折磨。敦煌当时医疗条件落后，再加上樊锦诗身体虚弱，多次性命垂危。

最痛苦的是骨肉分离。樊锦诗和丈夫长期分居两地又在当时敦煌非常艰苦的条件下，生下了大儿子，甚至在孩子出生时都没有一件衣服。后来因为工作她把两个儿子都交给丈夫照顾，她的丈夫彭金章是武汉大学历史系的教师，工作繁重，这样一来孩子的教育问题得不到解决，一家四口也难以团聚。她一直说自己不是个好妻子，不是个好妈妈。

她曾经问自己余下的人生究竟要用来做什么？不是没有想过离开敦煌。她想过离开敦煌，成为一个好妻子，一个好母亲，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在最艰难的抉择中，内心的信念和力量却操纵着她。“经过了雨莫高窟朝朝暮暮的相处我已经感觉自己是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离开敦煌就好像自己在精神上被连根砍断，就好像要和大地分离，我离不开敦煌，敦煌也需要我。”

这份与敦煌难以割舍的情感，支撑着樊锦诗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仍然潜心于敦煌的研究和保护。

习惯了每天进洞窟，习惯了洞窟里的黑暗，开始享受每天清晨照入洞窟的第一缕阳光，然后看见壁画上菩萨的脸色微红，泛出微笑。这些成为了她心灵的慰藉，让她坚定了此生守护敦煌的信念。

1998年樊锦诗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院长，她作用考古学类型完成了敦煌的保护和科学管理，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壁画彩塑艺术的永久保存，她首次用智能技术将敦煌的艺术展现在人们面前。提出数字敦煌的理念，通过影像用网络让游客们了解更多关于敦煌艺术的信息，从而缓解了敦煌游客量巨大的压力。他她的研究为敦煌文物的保存和敦煌艺术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她说：“敦煌莫高窟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文化自信。”40年来，她始终扎根大漠，无私奉献，弘扬着敦煌的艺术文化，用生命守护着敦煌。

大漠的风沙将西部地区的粗犷和豁达融合进了这位江南女子的心中。她用了40年的执着坚守谱写了一个文物工作者的平凡和伟大。

今天提到敦煌的美，我们仍然会想到樊锦诗为代表的敦煌文物研究人员，他们扎根大漠，潜心研究，用坚守诠释着“莫高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