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佛像,卡通菩萨头像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众多藏品中，有一尊出土于新疆焉耆的彩塑菩萨头像。该头像高17厘米，厚14厘米，宽15厘米。菩萨头像为模制敷彩，波浪式的发丝盘在头顶，脸形圆润丰满，五官集中，眉骨隆起，眉毛细长，鼻梁挺拔通眉际，目深而垂视，嘴小且唇略厚，口角微陷，略带微笑。双耳饰花型耳珰。这件彩塑菩萨头像是1928年在新疆焉耆七个星佛寺遗址出土的，发掘者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唯一的考古学家黄文弼。

新疆七个星佛寺遗址出土彩绘菩萨头像 唐代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1928年，黄文弼在新疆先后考察了吐鲁番、焉耆、楼兰等塔里木文化的重要遗址。1928年6月13日开始，黄文弼先生在七个星佛寺遗址进行了10天发掘、调查工作，发掘出完整佛像十余件，头像百余件，残肢体两千余件。这件彩塑菩萨头像就是其中之一。这批文物运到内地，后来在战争中受损，当发掘者从废墟中再次刨出佛像及头部等数十件文物时，心情可想而知（黄文弼著，《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线装书局，2009年第1版）。

七个星佛寺遗址

七个星又称“七格星”“锡克沁”“锡格星”，佛寺遗址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回族自治县七个星镇境内的霍拉山山前低矮的山梁和坡地上，包括寺庙遗址和石窟。七个星佛寺遗址被黄文弼称为锡克沁明屋，明屋是当地人的叫法，在维语中是千房之意。在他之前，此处遗迹已被多次破坏、盗掘。在这种情况下，黄文弼仍有这样的收获，实属难得。1961年北京大学教授阎文儒系统考察了七个星遗址，他将地面佛寺分为南大寺和北大寺。2013年，西北大学焉耆考古队第一次对该遗址进行系统、科学的考古清理，全面廓清了七个星佛寺遗址的建筑布局和形制（巫新华主编，李军、贾应逸编著《新疆古代雕塑》，山东美术出版社，2013年）。

七个星佛寺遗址包含了晋至宋元时期焉耆地区的佛寺、石窟群，是新疆地区已知的为数不多的一处可以确认的地面寺院与石窟寺相结合的佛教寺院遗址。寺院遗址中部有一条东西向的沟壑，沟壑中原来流淌泉水，2004年前后泉水干涸。沟壑两侧为南大寺和北大寺遗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新疆焉耆七个星佛寺遗址ⅣFD发掘简报》，《西部考古》第17辑）。据阎文儒推测，七个星佛寺始创于两晋时期，现存的南、北大寺主体建筑则要晚至唐到元代。南寺的大殿修建在高大台基上，用土坯垒砌，有前后两殿，平面呈“回”字形。院内有用土坯垒砌的塔，东南和西北隅都残存建筑台基，大殿左、右两侧和后面的高地上残存后殿、塔基和僧房。北寺遗址在沟壑的西北面，残存山门遗迹和并列的3座佛殿，形制与南大寺相同。大殿之间和周围散布有一些殿堂，后面有6座塔基和一所塔院。位于遗址以北大约1公里的石窟群是古焉耆国保存下来唯一一个石窟群，现知有11个洞窟，开凿在山腰中或山脚下。从洞窟壁画看，在窟甬道和窟顶留存菱形格壁画残块，是龟兹石窟壁画的基本格式；残存在窟顶的祥云纹壁画是唐朝内地常见的装饰纹样，说明七个星石窟壁画在唐代呈现龟兹风和唐风并存现象，雕塑也不例外（李永康著，《新疆焉耆佛教雕塑初探》，《美术》，2018年12期）。

七个星的鼎盛时期在7、8世纪，到高昌回鹘早期，即9世纪末至11世纪，信奉摩尼教的回鹘人的统治覆盖焉耆，这里的佛事活动没有受到影响，仍然作为一处礼拜场所存在，并且还在进行着小规模的营建活动，有壁画的重绘和个别佛殿的兴建（任婧著，《新疆锡克佛寺的建筑类型、组合与年代》，《南方民族考古》第16辑）。之后，从七个星寺院建筑的火烧痕迹判断，其最终毁于一场大火。

佛教昌盛的古焉耆国

古代焉耆位于塔里木盆地天山南麓的焉耆盆地，今属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焉耆还有乌夷、阿耆尼这样的称谓，它是古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西邻龟兹，东接高昌，自张骞凿空西域后，这个西域小国就屡屡出现在正史的记述中，比如《汉书·西域传》记载：“王治员渠城……近海水多鱼。”焉耆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贸易商队、各国使节、宗教信徒、工匠、艺术家沿着这些道路来来往往，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往中起着中介和连接的作用。

焉耆是西域诸国中最早信奉佛教的地区之一，大约在公元2世纪前后，佛教就已传入焉耆。关于古代焉耆的佛教流行情况，可从西行求法僧人的记载中窥见概貌。东晋的法显来过，说这里：“（焉夷国）僧亦有四千人，皆小乘学，法则齐整。”大唐的玄奘法师也来过，他的《大唐西域记》记述的第一个西行路上的国家就是这里，他写道：“（阿耆尼国）伽蓝十余所，僧徒两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既遵印度。”8世纪上半叶，西行求法的慧超在回国时也曾路过这里，并把它记录在他的见闻录《游方记抄》中，他说焉耆“足寺足僧，行小乘法。”之后，在回鹘统治时期，这里受内地反传的大乘佛教影响，完成了从小乘信仰到大乘信仰的转变。

焉耆佛教艺术

从七个星保存的雕塑来看，焉耆佛教雕塑在公元7世纪前主要受从中亚传入的犍陀罗或笈多样式的影响；7~8世纪，风格与毗邻的龟兹特点相似，属以龟兹为代表的“西域样式”。7世纪后，唐朝在吐鲁番设高昌郡，开始对西域的经营，内地艺术随之不断向西域传播，焉耆又接受唐代艺术的深刻影响。七个星佛教遗址的一些雕塑和壁画，与高昌、敦煌石窟在题材和风格上有很多类似，似乎有同一图本在工匠中流传，反映了西域佛教艺术与内地文化的频繁交流。

七个星佛寺遗址发现的塑像比新疆其他佛教遗址都多，颇具特色。焉耆佛教造像多为泥质，造像的第一步是制作“木骨”，从发现的塑像上残存的痕迹来看，“木骨”多为麻绳捆扎的芦苇束；之后在木骨上涂泥形成泥胎；第三步将模制好的佛像、菩萨像等粘贴在泥胎上；最后对造像面部、身躯等部位进行妆绘（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新疆焉耆七个星佛寺遗址ⅣFD发掘简报》）。

整个步骤中第三步最重要，雕塑家要预先设计好塑像的外形，然后在专业模具中完成。专业模具有时制作整个塑像，但常常是人物的独立构件。工匠甚至可以用少量模具创造各种各样的形象，并赋予它们不同的姿态和特征。这些组合搭配的多样性表现得很广泛，同一幅面部模具可以制作不同的塑像头。比如一张脸，饰以由竖立在额头上对称排列的厚实髻绺构成蓬松发髻，发绺披散双肩，系着宽宽的编有珍珠的发带就是诸天的脸；同一张脸在头顶带上小帽，在下颌和面颊饰以卷曲胡须就变成一个有大胡子的青年男性供养人；如果不做装饰，就是一个头剃得平滑光亮的年轻僧侣形象。在这一工艺过程中，拼接错误是经常出现的。

不过总体来说，焉耆雕塑的人物形象是甜美的，表情自如，体现了向现实主义转变的趋势，表现出艺术家敏锐的观察力和创造力。它和龟兹、高昌并列为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北缘三大佛教艺术类型，是祖国文化艺术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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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2020年8月11日

《中国文物报》第8版

作者｜张萌

编辑｜毛豆

中国国宝文物有哪些?急用~~!!!千万宝物散落世界各地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五千年历史绵绵不绝,光耀于世，浩瀚的文化古籍和巧夺天工的文物珍品构成了中国历史长河中一段段华采乐章。

但自近代以来，承载中华厚重历史文化的文物却以惊人的速度流失海外。据国家文物局教授、高级工程师罗哲文先生介绍，从国宝流失的数量上讲，据不完全统计，在全球47个国家的218个博物馆中，中国文物就有163万件，而该数目充其量也中人相当于在世界所有私人手中收藏的中国文物的1/10。南京艺术学院林树中教授经过十多年的实地考察和文献查考后认为，中国仅流失海外的名画就达30000件以上。

这些流散在世界各地的中国文物，或者在博物馆、美术馆、学校图书馆，或者在私人收藏家手中。

英国大英博物馆

收藏中国文物最丰富的是欧洲，其中以英国所藏最多。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不列颠图书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剑桥的费茨威廉博物馆、剑桥大学博物馆，牛津的亚士摩兰博物馆，爱丁堡的皇家苏格兰博物馆，都有大量的中国文物。此外在布里斯托、格拉斯哥等地，也者有丰富的藏品。其中又以大英博物馆最为著名，其收藏中国文物的数量和质量都是首屈一指。号称大英博物馆镇馆之宝的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是中国美术史上具有极高地位的作品，被称为中国美术史上的开卷之图。大英博物馆的唐三彩、陶俑、雕刻藏品质美量丰。而敦煌文物的收藏，特别是唐代画幡、绢画、写经和文书的收藏，更是举世无双，玉器、瓷器、珐琅的收藏也很丰富。院中也有不少珍贵的青铜器，也曾经有殷墟甲骨，原为美国传教士方法敛搜刮的旧物，后转到不列颠图书馆。

在欧洲国家中，法国收藏的中国文物仅次于英国。卢浮宫博物馆是法国收藏中国文物最集中的地方，其分馆吉美博物馆是亚洲文物的专馆，其中一半以上是中国的文物，达30000件以上，尤以原始社会的彩陶器、商周青铜器、瓷器的收藏量达6000多件，多为精品，是除北京故宫以外的最大的中国瓷器收藏中心。巴黎市立东方博物馆所藏文物与卢浮宫不相上下，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敦煌文物达10000多件，其中敦煌书画的三种唐拓本是稀世珍宝。

在美国，有世所公认的七大收藏中国文物的中心：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纽约市艺术博物馆、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弗利尔美术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艺术博物馆。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收藏中，以亚洲艺术品最为丰富，而亚洲艺术品中又以中国的藏品最多，共有10个中国文物陈列室，分为雕刻、绘画、铜器、陶瓷等。在古代绘画室中，有唐代画家阎立本的代表作《历代帝王图》，宋徽宗赵佶临摹唐代张萱的《捣练图》和他签押的《五色鹦鹉图》，还有宋代擅长画墨龙的陈容的《九龙图》。

据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教授介绍，弗利尔美术馆以大宗的青铜器收藏而闻名。这些青铜器大多是从美术角度精选的，对于研究器物形制和纹饰有特殊价值。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也有不少珍贵的青铜器、铜镜等，玉器尤其精美，如一件有字的商代玉戈、有线刻纹的玉斧等。

女史箴图（东晋）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就在有计划地收藏中国文物。现在全日本共有1000多座博物馆、美术馆，几乎都收藏有中国的文物。其中，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中国文物最为丰富，该馆设有东洋陈列馆，共有五大展室，专门陈列中国的文物。大仓集古馆、静嘉堂、根津美术馆、出光美术馆、藤田美术馆、藤井齐成会有邻馆、东京五岛美术馆、白鹤美术馆、大原美术馆等也是各有特色的著名收藏馆。值得一提的是静嘉堂和藤井齐成会有邻馆。前者由三菱集团岩崎弥之助父子收集的藏品组成，中有古典汉籍12万册，这其中就有清末大藏书家陆心源的藏书，包括宋刻书200种、元刻本400种和15万卷善本书，均是在陆死后被他妻子卖给日本人的。后者是日本著名的私立美术馆，收藏中国珍宝非常丰富，其中最有特色的是中国古印，总数达6000方以上，包括号称收藏甲海内的清代金石学家青岛人陈介祺的旧藏和清末大员吴大激、端方的藏品。而白鹤美术馆则以青铜器的收藏闻名，商周青铜器达1000余件，重要的收藏有1926年洛阳郊外唐墓中的所有出土文物和1928年殷墟出土的文物。

谈到日本收藏的中国文物，必须提一下甲骨。据不完全统计，安阳小屯出土的近20万片甲骨，流失海外的就约有26700片，遍及日、美、英等12国。其中日本最多，达12443片。这些甲骨大多藏在东洋文库、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以至于有人哀叹甲骨文在中国，甲骨学在日本。

俄罗斯、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和瑞士等其他国家也都有相当丰富的中国文物收藏。

宝物何时遗海外

如此众多的精美文物是如何流散到世界各地的呢?

除了其中很少一部分是通过中外文化交流出去的以外，绝大多数是以非法途径流失的。中国文物大量流失是在鸦片战争以后。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于l860年lO月闯进万园之园圆明园，大肆抢掠、砸毁，最后放火焚烧。无数珍宝被抢劫一空。据《石渠宝芨》记载，圆明园所藏历代名画有200多幅在此次浩劫中或被焚毁，或被劫掠。英国大英博物馆藏有唐人所摹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有沈源所画《圆明园十景》，都出自圆明园。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公开洗劫三天，之后，军人的私下抢劫也没有停止。古观象台遭到德、法侵略者的劫掠；紫禁城被劫，有后来的《洋人拿去乾清宫等物品清单》为证；作为联军总部的中南海也被劫掠；圆明园又再次沦为被掠夺的目标，八旗兵丁和地痞也趁火打劫；英、德、法、意四国抢劫保定的古莲池，并纵火焚烧。《庚辛记事》说，经此浩劫，中国盖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

1899年在安阳殷墟发现了甲骨。这些甲骨是中国殷商后期的王室档案，内容几乎涉及了3000年前殷商时期的方方面面。但自出土之日起，这些甲骨便惨遭流失。外国传教士库寿龄、方法敛、明义士等较早收集了众多甲骨。据较为确切的统计，安阳小屯出土近20万片甲骨。在海外收藏中，日本最多，加拿大次之，计共有十二个国家或地区收藏，约26700片。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西北是世界各国探险家的乐园。一些探险队在未经中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在此肆意盗窃文物，非法窃取中国文化遗址的物品，造成中国文物大量流失。敦煌藏经洞，拥有宝藏无数，美轮美奂的壁画和泥塑表现了极高的艺术造诣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然而，自1900年被发现后，敦煌宝藏的灾难便降临了。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带着中国翻译蒋孝琬，跑到藏经洞来。他千方百计诱骗千佛洞主持王道士，拣选了24箱古写本，五箱古画和丝绣品，计一万余件，全部运抵伦敦大英博物馆。而他为这些稀世奇珍只付给王道士500两银子和交了130镑税金。1914年，斯坦因又从这里骗走五大箱手稿，计有600多卷佛经。其中公元868年的木刻本《金刚经》，是印刷史上极为罕见的瑰宝。

接踵而来的是法国人伯希和。他从吐木休克和库车已经攫掠了许多珍贵文物，其中有用库车早期文字所写的佛教经典。在敦煌密室里，伯希和翻阅了三个星期，将斯坦因遗漏未取的全部精品捆载而去，付出的代价仍然是区区500两白银。同时，他还逐洞摄影，编印出六大本《敦煌千佛洞壁画集》。几年后，千佛洞被白俄士兵严重破坏，竟使这批照片成了反映干佛洞壁画原貌的稀有资料!

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从这里骗走了约600份经卷，俄国的鄂登堡不仅盗走许多彩色塑像，还盗走了200多份手稿。

美国人来到敦煌时，这里易于携带的文物已经不多了，因此他们把注意力转向大型壁画和雕塑。1924年，兰登·华尔纳用树胶粘走36方唐代壁画，还盗走一尊精美的盛唐彩塑菩萨像，又在泾州下王母庙石窟盗走七个菩萨头像、一段唐代菩萨残躯，在居延海黑城子盗走一尊彩塑佛像、几方壁画。由于增加了这些文物，

四羊方尊！！！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古人形容治国的最高境界是“德如羔羊”。

与我们现在提倡的“和谐社会”一致

四羊方尊确实是世界上最精美的青铜器。

其做工之精细，雕刻之复杂，已经登峰造极。

而且是1938年从我们长沙的宁乡出土的。

为什么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石窟艺术的鼎盛期,试分析其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崇尚佛教，那个时期佛教大量传入中国，各各朝代把佛像都雕在石洞中，使佛教艺术达到巅峰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