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李济对考古的贡献

作者 孙莹莹

他与徐志摩是性情不同但友谊深厚的同窗好友；他年纪轻轻便与清华国学四大导师共事；国难之时他与傅斯年等人在李庄同舟共济。这个被张光直称作“中国考古学之父”的人物，就是我国第一位现代考古学家，也是我国最早独立进行田野调查的学者—李济。

湖北的童年岁月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济出生于湖北中部的钟祥县双井街，小城不大，但历史深厚。现代考古和历史学者通过实地考察和对《楚居》等资料的研究认为，“湫郢”位于今湖北钟祥县城以北、汉水东岸一带，并推测“疆郢”当在今宜城南部靠近钟祥的位置，即钟祥很可能就是楚郢都所在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李济虽然一生奔波，童年离开湖北后就少有回乡的时候，但是湖北岁月依然在他身上打下了深刻烙印，幼年时期的启蒙也成就了后来的他。

李济出生于一个读书人家，父亲李权，号“郢客”，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教家馆补贴家用，后成为当地颇有名气的先生。不过李权可能秉着孟子“易子而教”的古训，并没有让李济跟从自己学习，而是在李济四岁的时候就把他交给自己的表弟教育。在李济的回忆里，他四岁入书房，跟随表叔念书。“那时候，家里人有一个很奇怪的理想，他们说小孩子初念书的时候，要拣那些难的给他念，然后再给他容易的，他的进步比平常就快多了。”因此李济启蒙的时候不念“人之初”，而是念“盘古首出，天地初分”；“四书”念完了继续的不是《诗经》而是《周礼》。这件事他记得很清楚，并称这完全是父亲一个人的主张。这种违背习惯的做法让很多亲友疑惑，不过也使李济在不到10岁就意识到：“我不再是科举时代的秀才候补人了”。9岁的李济插班钟祥县高等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湖北的新式教育对李济的成长影响很大，他渐渐觉得念书并不是件很苦的事情。回忆新学对他幼年的影响，他说，“我到了九岁的时候，尚不能提笔写一封简单的家信，上了新学，便有机会学格致、体操、英文这些新玩意儿。”

1907年，李权得了七品文官，留在皇宫内务府听任，李家老小也一同迁往北京。这一走改变了李济的命运，他在《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中提到：“与我童年所交的朋友相比，我只记得我并不算什么特别聪明的小孩子；但是我的这些幼年朋友们，大半像洪涛中的砂砾一样，我却幸运地被包工的运送到建筑场所，构成了三合混凝土的一分子，附属在一个大建筑的小角落上。”自此，李济开始了一段新的岁月。

斩不断的故乡情

李济很小就离开湖北，在北京接受清华学堂的教育，在成年后一直忙于出国学习、考古调研等事，之后又由于战乱等因素一直四处奔波，对于故乡也无暇顾及太多，但是一些小事情还是显露出他内心对故乡的无法割舍。

初到北京的李济还说着一口湖北土话，还叫着幼时的名字“李顺井”，进入一所湖北人在京开办的江汉学堂念书，一方面不离过去的氛围，另一方面又可以熟悉新环境。李济随家人住在厂甸附近的达子营16号，周边住有不少湖北人，湖北会馆—禹王宫就在附近。半年后，李济考入了当时中国最好的中学—五城中学，15岁时考入清华学堂开始了为期7年半的清华岁月。李济开始说着越来越标准的普通话，那个土气的湖北少年“李顺井”把名字也改为“李济”，字“济之”。

1918年，22岁的李济在清华高等科毕业，入美国麻省克拉克大学读心理学，后又攻读人口学研究生，1920年进入哈佛大学读人类学。两年后，在美国人类学年会上作《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的报告，得到很多美国学者的认可。1923年，李济完成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同年归国就任南开大学人类学社会学教授。秋末，赴河南新郑作考古调查。1924年，28岁的李济赴故乡湖北作体质人类学调查。次年8月，在中国科学社作《湖北人种测量之结果》的报告。在这篇报告中，李济特别感谢了武昌师范学校张春霆校长和武昌中华大学陈叔澄校长。报告解释了在湖北测量调查的原因，“十八省中总有一省我是第一要去的。北方几省有一个协和医学校的许大夫在我之先起首量了；南方太远，当然是到中部去。碰巧湖北是我的故乡，容易得相帮的人，容易接洽，所以就选了湖北。”言语之中可以看出李济虽然在京多年，又游学在美数载，但是对于湖北还是有着不一样的感情的。

1926年，李济与袁复礼一同赴山西夏县进行两次考古活动，对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采取“劈葱式”发掘与“三点记载法”和“层叠式记载法”，这种方法被李济称为“刮地皮法”，至今仍是考古界的基本通用法则。这次发掘是中国人第一次自己主持的科学考古发掘，李济次年撰写并发表《西阴村史前的遗存》发掘报告。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央研究院，在丁文江、杨杏佛、李四光等人的推荐下，李济加入了傅斯年领导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担任考古组主任，一直到其去世都没离开过中研院考古组。1929年，李济会晤董作宾，提出了董对殷墟第一次考古发掘的失误，主持安阳殷墟第二次、第三次考古发掘，主编出版《安阳发掘报告》。1930年，李济在学生吴金鼎的邀请下，参与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发现了龙山文化，解决了中国文化源流问题，破除了中国文化西来说，这对于认识和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相关研究引起全世界的重视。其后十余年，李济一直参与关注着安阳考古发掘，去了台湾后也依然对安阳念念不忘。

全面抗战期间，李四光被民国政府选定为湖北省参议会副议长，李济被选为湖北省参议员（一说是李四光推荐），当时被社会上美称为学术界的“湖北二李”，但李济好像从未出席过会议。不过在台湾确实有一张模糊不清的“当选证书”，上面模糊的字迹和林森、孔祥熙签字的印章，仿佛诉说着一个在外漂泊多年的湖北伢子的根。

在大陆的最后几年里，李济曾应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之邀，与北大校长胡适联袂赴武汉讲学。《胡适日记》中记载：“1948年10月1日早七点出门，邀了李济之同到国际联欢社，与周鲠生，熊□□同到招商局码头，搭小火轮上江泰轮船。”李济分别在武昌和汉口作了两次演讲，题目分别是《青铜时代之初期》和《日本一个月》。在武汉大学演讲时，武大的大礼堂挤满了人，校长周鲠生致辞：“我们今天请来了两位贵宾，一位是北大校长胡适先生，姓胡名适字适之，另一位是中央研究院的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姓李名济字济之。他们两位的名和字是不谋而合啊……我对考古学是一窍不通，好在胡适校长是无所不通，现在就请他代劳给大家介绍一下李济之教授。”这段故事也被曾昆吾、王孔旭记录，载在《武汉大学校友通讯》里。然而就在这次愉快的学术之旅后不久，李济便随史语所迁往台湾，长期滞留在台湾，断绝了与大陆的往来。

台湾“最后的学阀”

李敖曾写文鞭笞李济，在文章中虽表达了对李济的不满，却称李济是“最后一个迷人的重量级的学阀”，可见李济在学术上应当是一个钻研至深、要求弥高的人，连讨厌他的人都无法在学术上否定他。初到台湾，国民党自身也不稳定，无暇顾及学术人士，史语所在1949年搬到了杨梅火车站，在闷热的库房里运来的资料尚不能开箱，研究一度中断，生活上也饱受困苦。没有田野工作可做，李济就研究豫北出土的戈戟一类的兵器，撰写了数篇相关的文章。后来逐渐接受现实，率领台大历史系和史语所数人迁往台中瑞岩，作泰雅人的体质人类学调查。

等到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时，情况有了改善，李济创办了台湾大学文学院考古人类学系，并兼任系主任。在李济的主持下，台大的考古人类学重现生机，继续开展对日据时代以来台湾考古学研究，同时开展对殷墟的考古学研究，还积极从事对台湾全岛的文化人类学研究，进行田野考察。

1950年，傅斯年突发脑溢血去世，史语所群龙无首，随后几年又是台湾历史上的白色恐怖时期，借书都要受到控制，大陆学人的著作都不能看。唯一值得庆幸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招收了多位优秀的新生，如首届的李亦园、唐美君，第二届的张光直、林明汉、任先民。李济也是十分欣喜能培养出像张光直和李亦园这样优秀的学生的，这些优秀的弟子也不负恩师的期望，撑起了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研究的一片天。学生们眼中的李济如同家长，严厉得让人有些害怕，却又感谢他敬服他。

1953年，李济创办了台大《考古人类学刊》。1954年，史语所终于落成于台北南港，告别漂泊的岁月和简陋的杨梅小镇，相关研究也回归正途。随后几年的“中研院”院长数次变更，李济曾两度代理院长。李济在50年代发表了《殷墟器物甲编》，出版了英文本《中国文明的开始》，撰写了多篇关于殷墟器物的论著。60年代初主持编纂《侯家庄》，与美国专家合作编写《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共5册，于1972年全部出齐。1965年李济70岁寿辰时，学术界同仁出版了《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古稀之年的李济笔耕不辍，先是赴旧金山参加亚洲艺术读者讨论会，后赴澳洲及北美讲学，发表了《红色土时代的周口店文化》。1972年，李济主编的《中国上古史》第一册出版，其去世后四册出齐。

李济大半生都围绕着殷墟考古，自他1949年赴台到1979年去世，一直在台湾研究殷墟的发掘报告和研究报告。80岁的他撰写毕生最后一部学术专著《Anyang》，欲向世界介绍安阳，因此他选择用英文来写。用平实的语言讲述15次安阳发掘的经过，历时两年时间，于1977年由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面世后影响广泛，成为多所大学讲授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考古学课程的必备参考书。然而，由于李济对于海峡彼岸的考古情况逐渐陌生，写作《Anyang》时资料匮乏，不免有所遗漏和遗憾。1979年8月1日，李济先生安然离世，这一天恰好是他创办台大考古人类学系的30周年纪念日。

现在，台湾大学的校园里伫立着李济先生的半身铜像，该铜像的雕塑者在了解了李济的一生后深深折服，分文未取，并觉得雕塑不足以表达敬意因此不愿留名。纵观李济一生，幼年在鄂，青年居京，求学国外数载，战时漂泊西南，最后随史语所迁往台湾，穷其所有，为考古学界留下一抹艳丽的色彩。

责任编辑 尹德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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