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养猪取土垫栏却意外挖出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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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养猪取土垫栏 却意外挖出国宝

——国博一级文物“战国人形青铜灯”出土追记

2022年09月27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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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养猪取土垫栏却意外挖出国宝  国家博物馆展柜里的“战国人形青铜灯”。

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件赫赫有名的国宝:战国人形青铜灯。关于这件国宝的来历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近日,笔者经过两次实地调查,造访当事人的后代和相关知情者后,终于搞清了事情真相。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战国人形青铜灯的那些故事。  □张漱耳齐国文物 精巧罕见  1959年7月,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已更名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建成之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通过举办“中国通史陈列”,系统地展示中国的历史。周总理要求:力争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期间与国人见面。  如此,留下的时间只有两个来月了,而偌大的场馆还空空如也。  尽管面临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作为一个国家最高级别的博物馆,也不能随随便便就填起来展啊!于是,国家紧急云集历史界、考古界的专家,对国内上百家单位的藏品进行研究、梳理和挑选。这些专家都有谁呢?他们是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夏鼐、商承柞等,每一个都大名鼎鼎。本次入馆用于布展陈列的文物,由他们推荐确定。一时间,各地的镇馆之宝来了一次空前绝后的“大挪移”,离开了原馆,搬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其中山东省的战国青铜人形灯,就在这一背景下落户于此,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被永久珍藏观瞻。  这件战国人形灯,青铜质,整体形状乃一粗矮有力的男性家奴,也有人认为是齐国的武士。他双手张开,各擎一向外屈曲(向外屈曲可拉开灯盏的距离)、带叶竹节顶起的高低不一的盏盘(高低不一可形成两个灯盘上下错落),盘下子母榫口与盘柄插合,下端手掌握柄处,也是子母榫口,能活动,可根据需要任意转动调光或拆卸。铜人头顶光平,圆眼阔口,脸面微扬,笑容可掬,着短衣宽带,宽带上还有带钩。双腿略曲,站立于镂空的蟠龙座上。  有人问了,上边那么多复杂的东西,他能不能站得稳?呵呵,不用替古人担心,上上下下,前后左右,都是计算好了的。况且还双保险,即上部的青铜内壁薄,下部的用料厚,头轻脚重,稳当着哩!就是不是很大,高仅为21.3厘米,宽仅为11.5厘米。  “中国通史陈列”于当年10月2日首次预展,立即引起轰动,市民熙熙攘攘,排队参观。预展从1959年10月持续到1961年7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其间,中国历史博物馆成为各省市来京群众、海外华侨、国外来宾进京必去的打卡地。而人形灯这件战国齐国文物,以颇具匠心的整体创意,巧妙科学的结构,大放异彩,照亮了每位观者的心,在它面前驻足流连。”  战国人形青铜灯可不是风靡一时,而是一直火到现在。1998年,作为齐国代表文物,《中国文物报》作专题报道;2004年,《人民日报海外版》以《战国人形铜灯》为题向国内外读者展现;2015年热播的电视剧《芈月传》里,剧组把它复制为剧中王室用具频频出现……  人们抬头观看赞叹之余,也低头记住了标注在下面的“身份证”:“人形青铜灯。战国·齐。1957年山东诸城葛埠(埠为布之误——作者注)口村出土。”随后是该内容的三行英文。如何出土 众说纷纭  从初展到现在,已经超出一个甲子的轮回了,战国人形青铜灯的文字说明一成不变。但是,围绕这件国宝的发现,描述不一,众说纷纭。  “打井说”。2015年1月20日《今日安丘》署名王锡文《最早的灯椅:姑幕城铜灯和姑幕人坐椅》,起首就说:“战国人形铜灯,于1957年出土于今安丘市石埠子镇葛布口村。是当时该村群众在村西打井时挖出来的。”  “打井说”可能照搬的“度娘”。 2014年6月30日,网友“国博君”网上发布《古灯探秘——人形青铜灯》,“一件国宝的发现”小标题下,写道:“1957年的一天,山东省诸城葛埠村显得格外热闹。当地村民在村头打井时,无意间发现了一件样式奇特的青铜器。很快,有关人员和考古专家便赶到了现场。看到这件青铜器后,考古专家们兴奋不已。原来,这个无意间惊现于世的古物,是一盏距今已经两千多年的战国古灯,整体造型为人形,故称人形铜灯。”  这一说最异样,却最貌似权威。脚踏实地、亲临考察和造访葛布口的人,面对网络写手的“合理想象”,会哑然失笑。去瞧了吗?村民是脑子进水了,会选择在那里打井?还“考古专家”“很快”,上世纪五十年代啊,葛布口距离哪个县城都在百里以上,交通和电话不便的年月,你当是今天啊。含糊的文字、没有承转的细节,摆明了还是底气不足。  “挖窖说”。1987年第十二期《文物》,发表《山东诸城臧家庄与葛布口村战国墓》一文,文中有云:“葛布口村村民在村西挖地窖时发现罍、炉、罐、匜、盘、壶等12件青铜器。”这段虽然没有点出人形青铜灯,但也形成了流传。  “搬土说”。还是该期《文物》,本文又有一段:“1956年秋,当地一农民在一大型古墓前搬土时发现两件青铜器。直耳小鼎(释文略)、三兽鼎(释文略)。”也没有提到人形青铜灯,但该说法在官方民间皆有市场。  官方有官方一套,民间有民间一套,搞得大家满头雾水。那它到底如何重见的天日呢?几个说法谁代表真相?哪个更靠谱?笔者经过两次实地调查,造访当事人的后代和相关知情者后,终于得到了正确答案:打井、挖窖都不是,而是出自一位叫刘桂新的农民推土垫栏。栏,当地方言,就是养猪的猪圈。据此看,那个“搬土说”最接近真相,这里的推土垫栏更为具体些。国家文物 上交国家  时光回溯的1957年秋。葛布口37岁的青年农民刘桂新,半年前从关东回归故里。在乡亲们的帮助张罗下,盖了新房小院、垒了猪栏(圈),即将娶媳妇过门。此刻的他,憧憬满满,浑身是劲。这不,人都歇息的正午也闲不住,驾着小推车,顶着毒日头,到庄西岭取土垫栏,为养猪作准备。  取土的地儿,葛布口人叫葛陂岭。一车推罢,接着再推。当第三趟往车篓装土,一掀离地,显出了一个绿色铜盏的半个角。他小心翼翼,将物件完好无损地挖了出来。嘿,是个上下沾满泥土、举着盘盏、绿色的小人。放车上带回家后,他找来清水洗干净,摆在炕上端详起来。“还笑呢。保存着,等有小孩留给他玩。”他想得还挺远。  悄悄地收起来后,他又接连几趟到掘土的地方,边掘土边留意,又得到一个带盖的方鼎,一个圆鼎(也带盖)一个铜豆,外加一柄长柄铜勺。铜勺是头件出土物的配套,为灯具添油所用。除了勺子,他一概不识,方鼎、铜豆都不知叫什么。  结婚后,有一天,他让媳妇将方鼎冲刷干净,用它腌了咸菜。  1958年3月,刘桂新出民工,要到诸城南郊修建三里庄水库。他把方鼎里的咸菜倒出,盛上干粮,带着上了工地。方鼎密封严,食物不易坏,同伴非常羡慕。带队干部也过来看,问他哪里弄的?刘桂新说:“本庄里搬土挖的,邻居说可以卖给收购站,我没卖。”还说,收购站不一定收,人嫌纯度不够,给价很低。  的确,那时人们普遍对文物缺乏认识。好在刘桂新闯过关东,略识几字,没让稀罕的亲戚拿走,也没听邻居的劝去卖废品。  事情很快传到诸城县城。一天,诸城文管所来了两个工作人员,找刘桂新看方鼎。拿出敲打了几下,说,这本来就是古人的食器。刘桂新说,家里还保存着几样,他们就找到工地负责人,替刘桂新请了假,一同回去看文物。  当刘桂新把准备给小孩玩的那个小人灯具拿出来,俩人霎时都被镇住。左看右看之后,对他说:“这是古代的青铜文物,有重要的考古研究价值,我们要带走,并向上级报告。”那时候,县级政府大都没博物馆,发现了文物,都要求上报上交。刘桂新很爽快,说:“既然是国家文物,俺就交国家。”接着,又拿出那个长柄的铜勺,问要不要。几个人一看,断定与人形灯是一套的。同时认为,这组器物可能是实用器物,比墓葬陪葬品更有研究价值,就一起拿走了。  刘桂新保护和贡献了青铜灯,按当时的政策,是可以得到误工赔偿和文物保护费的,但他坚持不要任何奖励。至于方鼎,刘桂新还使用着,就没有要。起先俩人是冲它去的,见了人形灯,把鼎比下去了。当时,铜鼎铜钱之类的不仅老百姓不在意,挖到不是卖废铜,就是砸碎扔到河沟,哪怕是基层的文物工作者,铜鼎上如果无字无图,也瞧不上。  文管所工作人员把青铜人形灯拿回去后,附上简单报告,专程送到省里。没想到,北京的大专家、大学者也对此物情有独钟。东西在省城还没放多久,马上又北上。据了解,诸城安丘一带一同调去的出土文物,还有大汶口文化黑陶杯等。故事之外 还有故事  当年,刘桂新挖出国宝献给国家的消息不胫而走,众乡亲也纷纷以用土的名义到西岭挖宝。不长时间,即挖掉了一大片。但挖宝是个运气活,人们只得了些炉、罐、盘、壶之类,没一样能赶得上人形灯。后来上级来了指示,岭上取土被制止,靠岭几户也被要求搬迁。葛布口民风淳朴,说停就停,说搬就搬,以后都没违规。那地方顺势让生产队回填,种了庄稼。日前笔者考察时,该地已撂荒。那地方处在岭半坡,从西边、北边显出的悬崖,可以想见当年被取走了多少土。  据考证,葛布口是一古老村庄。往东5里的安丘市石埠子镇曾是姑幕城址,这可是商代的县级市啊!民间相传,葛布口是姑幕城进行“割布”交易市场的出口。石埠子一直到汉,都是县级城邑,西汉名曰“灵门县”,东汉俗称“樊王城”。葛陂岭,汉及以前是姑幕城王侯贵族大型墓区。目前探明的战国时期陵墓,不知在哪个朝代就被毁弃,平坦无痕。这里还有汉墓6座,2座保存完好,4座被盗墓贼光顾。目前只是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亟须安装远程监控。  1965年,诸城石埠子人民公社与安丘凉台人民公社隶属关系互换,石埠子公社的葛布口大队归了安丘。1984年,安丘县筹建博物馆,通过基层文化站征集馆藏文物。时任石埠子公社文化站站长陈国文,恰巧是驻葛布口大队的公社工作组成员,听说刘桂新还存有1957年挖到的宝贝,就动员他全部上交国家。陈老回忆说:“老头(指刘桂新)很敞亮,很和善,非常开明识大体,上交时也是一分钱没要。”  俗话说,天下之宝,当与爱惜之人。上天也许知道刘桂新人品不错,才会让宝贝落于他手。而他把宝贝交还到应该去的地方,上天也对他保佑眷顾。刘桂新婚后的人生顺风顺水,育有5子3女。2002年去世,享年83岁。

(摘自齐鲁晚报2022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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